根据亚当·斯密、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理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农户的行为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是理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一般而言，人们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林毅夫(1988)提出，农户理性行为要受到外部经济条件、信息搜寻成本、主观认识能力等多重外部制约，是有限的理性。对于当今中国农村养殖户而言，维持家庭生计仍是养殖生产的主要目的，这样看来，养殖户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风险偏好等内部因素会左右养殖户是否违规用药，但影响程度可能弱于以下外部环境因素。
1. 兽医影响。在众多购买影响因素中，兽医对养殖者兽药购买行为影响重大。一般养殖者兽药使用知识不及兽医，遇到养殖方面的问题多请教兽医或饲料销售人员，一些不安全但有利可图的兽药使用知识随之被传播开。
2. 兽药销售渠道影响。有的养殖者从当地的畜牧兽医站购买，有的养殖者从个体药品店购买，有的兽药、饲料生产企业甚至直销到农村兽医人员或养殖户手中。兽药销售渠道越多样，违禁兽药的传播途径越多。不规范的兽药销售网络为违规用药提供了便利。
3. 同行用药行为影响。一项对山东省721个养鸡专业户的调查数据显示，有497户养鸡户承认他们经常向其同行打听鸡药使用情况，并表示同行的用药行为对他们有一定影响，一旦有同行较先违规用药获利未被发现，便有部分养殖者认为集体违规政府治理难度大，被查处可能性小，于是在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和利益诱惑影响下出现行业内集体违规用药。
4. 养殖利润率影响。从产业链的上下游来看，上游饲料价格不断攀升，尤其是中国大豆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失利后豆粕价格受到国际冲击，政府调控稳定价格的力量大为削弱，而游畜禽产品消费价格，除受到国家CPI调控的影响外，部分产品受到垄断收购商的价格压制。这迫使养殖者保产量、降质量以实现“薄利多销”。
5. 畜禽疾病影响。近几年新增疫病较多且疾病的复杂程度不断加剧，而规模化养殖使饲养密度增加，单个动物活动空间下降，有害气体浓度、病原微生物数量增多，动物生存条件恶化，群体健康水平下降，为畜禽疾病的传播和发生增加了机会。为降低动物病死率，养殖者“陷入了不可持续的经济技术中”(Clevo等2001) ，倾向于连续大量地使用抗生素、抗病毒药或其他特效药，而不乐于选择需一次性大额投入的硬件改善。受制于药物动物疗效不好或停药即死，养殖者往往顾不上休药期，而是利用兽药掩饰亚健康畜禽临床症状以逃避宰前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