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十分注重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研究，只是侧重养殖户微观行为的研究较少，多从技术、生产模式、消费者等角度进行研究。如Petersen等(2002)根据农场层面的健康管理系统及屠宰、咨询服务记录等，研究并介绍了信息化的畜产品安全监管。Noordhuizena等(2005)以荷兰乳品生产为例向欧盟各国介绍了乳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经验。Terence(2003)从规模效益角度论述了规模经济导致动物集约化、设施化生产，但带来使用大剂量抗生素，美国政府付出了额外监管成本。David等(2011)通过选择实验模型获取中国消费者选择安全猪肉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中国消费者对认证产品的信息标签有较高支付意愿。Seda等(2012)使用混合Logit模型分析调查数据，发现消费者往往认为农民更应负责确保肉品安全，而农民往往认为消费者有更大责任。
与国外不同，国内以养殖户调研数据为基础的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相对丰富。大致可分为意愿研究和行为研究两类。
(1)意愿研究。刘万利等(2007)将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生产中允许使用的兽药定义为安全兽药，取“是否愿意采用安全兽药”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养猪户性别、年龄、养猪年限等诸多变量对养猪户采用安全兽药意愿有显著影响。朱启荣(2008)将农业部等部门公告规定禁用兽药名单外的兽药定义为安全兽药，选取“是否愿意使用安全兽药”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计量分析。随后，周玉玺等(2010)在介绍绿色养殖模式内涵的基础上，对山东334个农户“是否愿意选择虫子鸡绿色养殖模式”作了计量分析。钟杨等(2013)在介绍“绿色饲料添加剂”的基础上，对四川省苍溪县114户生猪散养户“是否愿意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作了计量分析。
(2)行为研究。商爱国等(2008)基于质量安全对山东省某市267家养猪场户进行了问卷调查，系统描述了养猪场户对涉及到质量安全相关因素的认知状况及行为特征。调查发现猪生产者最为看中饲料、兽药见效快且对兽药残留认知不够，而禁用兽药见效快价格低，导致有的禁用兽药品种使用率高达73% 。王瑜(2009)基于江苏农户调查数据，对养猪户是否使用药物添加剂、单位生猪每天饲喂的药物添加剂量作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是否使用添加剂受养殖规模显著影响。王太祥等(2011)对江苏245个蛋鸡养殖户的调查显示，63%的养殖户使用的是没有经过质量认证的饲料，并对农户是否使用质量认证饲料作了计量分析。分析上述国内文献会发现，虽然计量分析较多，但大多为意愿分析。这些意愿分析存在着一定缺陷。首先，被解释变量的概念较新较抽象。这对于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农户而言，他们很难在有限的访谈时间内较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结果往往是农户被动地二选一或调查者代为选择，而不是农户真实意愿的反映。其次，由于道德价值判断等影响，口头愿意的农户在行动中不一定会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