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调控时机不清晰
《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 规定， 当猪粮比价连续一段时间处于蓝色区域、 黄色区域和红色区域时， 国家将分别启动三级、 二级和一级响应机制， 以缓解生猪价格非正常波动。但是， 对于“连续一段时间” 的长度， 国家并没有量化。因此， 养殖户和公众很难从当前的价格信息中获得国家调控的明确信号。同时， 由于 “连续一段时间” 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可能造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启动调控步伐的不一致。当中央政府已经启动调控预案后， 地方政府可能没有跟进，或者地方政府已经启动调控预案， 而中央政府还没有全面部署， 这将不利于生猪市场的稳定。
政策更多是针对生猪价格上涨， 对生猪价格下跌关注度不够
政府调控生猪市场需考虑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两方利益。然而，从目前我国生猪市场的调控实践来看， 国家更倾向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即政策主要针对生猪价格上涨， 对价格下跌关注较少。2006 年我国生猪价格下跌， 猪粮比一度跌至 4.37∶1， 政府部门并未给予足够关注。2007 年生猪价格上涨， 政府则采取了发放能繁母猪补贴等多项调控措施来降低猪价， 并给予消费者一定补贴。当 2009 年猪价低位运行时，国家取消了实施两年的能繁母猪补贴， 而2011 年猪价再次走高时， 国家又恢复了能繁母猪补贴。事实上， 猪价上涨时的政策支持能够增加生产，但生产增长不容易得到控制，有可能引起下一轮的猪价下跌， 加剧波动的风险， 而价格下跌时的政策扶持，则能增强生猪养殖户的信心，帮助他们共度难关， 稳定生产，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价格的波动。2009 年国家颁布 《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 ， 政府开始对生猪价格下跌给予重视， 但总的来说， 针对生猪价格下跌的调控力度仍显不足。
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投入不足
生猪养殖朝规模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对保持生猪生产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给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虽然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和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补助等政策都划拨了部分资金专门用于生猪养殖污染治理， 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国家对于该部分的投入仍显不足。尤其对于中小规模养殖户而言，受经济条件和自身意识的影响，许多都没有建立标准的粪污处理设施， 依然按照原始方式对粪污进行处理，给周围环境带来较大破坏。此外， 由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费用较低 （80 元/头） ，并且只有养殖规模在 50 头以上的养殖户才能获得，许多没有获得无害化处理费用的养殖户直接将病死猪投入河中， 或就近掩埋， 由此引发严重的水源和土壤污染。值得肯定的是，政府部门已意识到畜禽养殖污染给环境带来的严重危害，逐步加大了污染治理资金支持力度。2013 年 11 月出台的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规定， 建设和改造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设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申请包括污染治理贷款贴息补助在内的环境保护等相关资金支持。此外，对于自愿采取高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控制标准、 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 条例规定县级政府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奖励，并优先列入环保和畜牧发展相关资金扶持范围。
国家储备肉政策未达预期效果
《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 规定， 当猪粮比价连续一段时间超过正常区间时， 国家将启动三级及以上的响应机制，其中主要的调控工具就是国家储备肉政策。当生猪价格过度上涨时，政府会适当增加冻猪肉投放规模；当生猪价格过度下跌时， 政府会适当增加冻猪肉储备规模。然而， 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冻肉储备和投放能力有限， 导致该项政策的短期效果并不明显，很难在短时间内熨平生猪价格波动，政策更多的是在影响人们的心理预期。并且个别储备基地的工作人员表示，国家虽然每年给储备基地进行一定拨款作为猪肉收储资金， 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开展收储工作。
部分政策的落实存在一定困难
以生猪养殖贷款政策为例。2007 年国家出台生猪养殖贷款政策，以解决生猪养殖贷款难的问题。但是从该项政策实际开展情况来看， 其收效并不好。崔小年等对北京郊区 112 户生猪养殖户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 有 60 户养殖户表示有贷款需求， 但真正获得了银行贷款的只有 8 户，仅占需求数量的13.3%。有需求但未申请贷款、 以及申请贷款失败的原因一般是没有合适的抵押物[4]。笔者在对湖南省生猪养殖户进行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即银行提供的贷款额度远不能满足养殖户的资金需求。同时，能繁母猪补贴的实施也存在一定难度。能繁母猪补贴的标准是 100 元/头，中央拨付60%， 省级财政和县级财政各配套 20%。 对于一些财政穷县来说， 他们根本无力负担。
